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通过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金融监管与最后贷款人),其建立的意义不限于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网,同时也是其他金融改革所必需的重要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为诸多金融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相关改革要抓住这一契机,该破的一定要破(政府隐性担保、金融产品刚性兑付),该立的一定要立(银行公司治理、金融市场纪律),该提速的一定要提速(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发展),从而实现顶层设计、单兵突进和全面深化的高效结合和正向反馈。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消除银行以保护存款人利益为借口要挟政府为风险兜底,破解我国银行业发展能进不能出的困境。(一)存款保险制度发展要把握好维护金融稳定和强调市场纪律之间的平衡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得益于存款保险政策在处置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上的良好成效,银行倒闭数量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大幅减少,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得到了较好的诠释。另一方面,显性限额存款保险有助于明确银行系产品与债务市场产品的风险—收益差异,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理财市场、信托行业和债券市场爆出了多起兑付危机事件,但最终大都刚性兑付了。金融稳定理事会2012年发布的关于24个成员国(包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专题评估表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存款保险制度开始摆脱付款箱定位(FSB,2012)。
目前首批试点的5家民营银行已全部获准筹建,2家已获批开业。例如,为了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有关部门在交易所平台推出了中小企业私募债,但受刚性兑付产品的挤压,年利率为10%的中小企业私募债仍缺乏市场吸引力,金融机构通常让已获得授信的企业发行私募债,再让理财产品接手(郑斐,2014),完全违背了发展私募债服务中小企业的初衷。第三,维克赛尔利率,即充分就业实际利率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会处于负值水平。
首先,就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堪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根据维克赛尔累积反应,该利率水平取决于三类因素:一是储蓄供给函数,即可贷资金供给。根据Gordon(2014)的研究,1972-1996 年,美国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长0.4 个百分点,而在2007-2014 年,该指标年均下降0.8 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国际资本流向改变,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高企,国际收支恶化,汇率急剧动荡,成了新常态,人们甚至担心,十八年前亚洲经济危机有重演的可能,而俄罗斯卢布的遭遇则加剧了这一忧虑。
而萨默斯将这一描述中短期现象的概念扩展为长期停滞。这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来自互联网和电子设备的创新。
但是,这一充分就业实际利率并非总是正水平,一旦储蓄供给大于投资需求,且安全资产的供给难以将超出的储蓄完全吸收,则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可能落在负值区间。对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也须睁大眼睛,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改革的重心在于供给端,包括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发展,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市场弹性,提高退休年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移民政策,完善企业税制等都是题中之有义。这使以调控总需求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
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各国除了致力全球经济再平衡外,还应致力于重塑全球治理新机制。一方面,为提振经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当局不得不长期将名义利率压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在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的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顺便指出,这也是欧元区要实行名义利率为负的货币政策的原因之一。
2012 年全球GDP 增长3.4%,同期贸易增长2.3%,2013 年全球GDP 增长3.3%,同期贸易增长2.5%,预计2014 年仍延续这种趋势。于是,在充分就业实际利率为零,甚至负值的情况下,充分就业、经济合理增长和金融稳定三项宏观目标,难以同时达成,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在低迷的经济增长和膨胀的资产泡沫之间来回的摇摆,痛苦的抉择。
这意味着,某些人力资本将在失业中永久的失去。一、关于新常态的讨论 所谓新常态,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2009 年5 月提出,由前任美国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2013 年底在世界银行年会上予以发挥,进而被市场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并由形容词new normal 演变为名称new nom。
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用新常态来概括当代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概念,它表明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脱离以为是恒久不变的惯性轨道,并且不会再回到旧有轨道。由于要素供给的减少,危机后经济即使有增长,但也难以回到危机前的长期增长路径。国际经验表明,日本经济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失去二十年,就是由这个悖论造成的。事实上,当前世界经济的状况令人担心。降低负债率,即去杠杆,是治疗危机避免重演的根本之策,但是杠杆又不能去的太快,否则将深陷危机之中不能自拔。三是相对于风险资产的对安全性的需求强度,即风险偏好。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世界经济史,已经有了这种恶性循环的案例。在投资需求方面,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在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三、宏观调控新思路——供应端管理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新常态下的变化都出现在实体经济,并且都是供给端的问题。
尽管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但办法总比问题多。第四,全球治理出现真空。
以新常态为代表的经济新阶段的来临,需要我们用新眼光来观察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并在新思维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政策的新框架。这种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行为使企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其经营目标由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不事生产和投资、未事还债的局面,并由此导致消费低迷、投资停滞、信用收缩、经济衰退。于是各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取向是,在政府财政加杠杆的情况下缓慢的去杠杆。第二,各国经济周期不同步,导致各国政策的分化。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影响着世界新常态的性状,也决定着各国未来政策的走向。而不是用于消费、投资等正常经济活动。
另一方面,将名义利率压低了接近于零的水平,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极度宽松,在刺激实体经济有限的情况下,却刺激了资产泡沫的出现,并趋向严重化如平安的陆金所,对手是14%—16%的融资成本,陆金所8%就能把钱拿进来。
而互联网企业要跟金融企业PK,需要很多年的沉淀。可以将互联网金融的行为数据也引入征信,如P2P平台的借贷行为和众筹平台的筹资行为,都可以形成信用信息。
但是对于穷人来说,收益(也包括省钱)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便捷和安全。小微企业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 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不过,这么讲也非常打击互联网…… 林采宜:互联网创业,残酷一点说,只要马蹄一踩进来,蓝海马上变成红海。这有两个好处:第一成本比较低。
我估计再过一两年可能会超过老牌的P2P平台。随着网络经济和O2O经济的发展,银行对支付业务也在不断减持。
目前人行征信中心覆盖了8.5亿人,数据种类较为有限。从国外到国内大券商跟小券商的生存模式是不一样的。
互联网+的概念本质上就是从鼠标加水泥,其核心是水泥,不是鼠标,互联网金融也是一样,其核心竞争力是线下资源、包括公信力和面对面的服务。不仅有央行的征信局信息,还需要来自于你的社交、消费、借贷或者类借贷行为等等,汇总成综合的信用记录。